1900年夏通弘网，滚烫的热浪席卷京城，清朝与列强的关系却降到冰点。
朝中，端王载漪、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等“主战派”皆认为民气可用，主张招抚义和团，一同抗击列强。在朝野上下的排外声势中，慈禧太后难得硬气了一把，她任命端王载漪为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并命令董福祥的甘军进驻京城，而洋人的使馆、教堂已经陷入义和团山呼海啸的包围。
6月10日，英、德、日、法、俄等国在天津组织了一支2000多人的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打着营救东郊民巷使馆区的旗号，强行向北京进军。
洋人很快察觉到，清朝军民的怒潮并非虚张声势。
义和团高喊“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的口号大闹京城，多次切断联军行进的道路。董福祥率领的甘军将士本就是被收编的回民起义军，他们同情义和团，早想跟着打洋人，6月11日，甘军在永定门外发现了企图出城迎接联军的日本外交官杉山彬，愤怒地将其肢解。
在清军和义和团的联合阻击下，西摩尔联军历经17天的行军，进军北京无果，伤亡近300人，郁闷地退回天津租界。
此时，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京津上空。
展开剩余93%▲洋人在北京使馆区设置路障。图源：网络
1慈禧之所以倾向主战派，更多是担心自己的权力遭到损害，而非真心支持义和团运动。主战派不忘乘机煽风点火，载漪伪造了一份列强的“归政照会”，假称列强要求慈禧交还权力。
当西摩尔联军向北京进军时，恼怒的慈禧太后接连召开三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
失去权力的光绪帝认为，不应该贸然开战，他在会议上说：“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但光绪的表态已经不管用了。
朝堂之上，主战派皆主张利用义和团的民心开战。但“主和派”户部尚书立山公然指出，义和团并不像载漪等人所说的那样身怀神力，其法术也不灵验。
载漪被激怒后，大骂立山是汉奸，并反驳道：“用其心耳，何论术乎！立山敢廷争，是且与夷通，试遣山退夷兵，夷必听。”事实上，主战派的目的也没那么单纯。己亥建储后，后党与列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载漪等支持慈禧所立的大阿哥溥儁，不过是想巩固自己的政治利益。
因此，立山当面对载漪讽刺道：“首言战者载漪也，漪当行。臣不习夷情，且非其职。”
慈禧见状，拿出了主战派准备好的杀手锏——那份伪造的照会，上书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慈禧不敢当众宣布其中的第四条，“勒令慈禧太后归政”，但念完前三条，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不管是战是和，都是洋人的错。
慈禧接着说：“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慈禧接着给自己立人设，说，今日之事，诸位大臣都听见了，我是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如果开战之后江山不保，你们也该知道我的苦心。
慈禧太后这么一说，群臣也只能自称“臣等愿效死力”了。
▲《走向共和》中的名场面。图源：影视剧照
与此同时，地方督抚却传来了反对的声音。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发来电报，反对清廷对列强宣战，并提出“速剿”义和团，在他们看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一旦外敌深入，各省乱起，到时大局溃烂，悔不当初。
刘、张等地方大员的观点是，慎重行事，保全大局。
然而，最终盖过主和派声音的，并非主战派各怀心思的鼓动，而是列强蛮横的炮声。
西摩尔联军向北京进军，已然是将刀子架到脖子上，形势如箭在弦上。1900年6月，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失利，列强决定强占天津东南的大沽口，切断京津的海上通道。
大沽口守军约有3000人通弘网，由天津镇总兵罗荣光驻守，还有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珪率领的“海容”号巡洋舰等多艘军舰停泊于大沽港口。但盘踞在大沽口周围的，还有列强的海军。
进攻大沽口的计划由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基利杰勃兰特制定，他在驻大沽口的各国海军将领资历最老，得到了英、法、德、日、意、奥六国的支持，七国海军在给清军的“最后通牒”上签字，联合攻打大沽口。美国海军留了一手，没在“最后通牒”上签字，但七国海军和大沽口清军开战后，大沽炮台的清军竟首先击中了收容大沽、塘沽外侨的美国军舰“莫诺卡西”号，美国于是宣布参战，“七国联军”变成了“八国联军”。
湘军出身的罗荣光当时已经68岁了，他拒绝接收列强所谓的“最后通牒”，坚决不让出炮台，之后率领大沽守军英勇迎战八国海军。罗荣光一边向直隶总督裕禄请求援助，一边请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珪率军舰从海上夹击敌军。但裕禄以“力顾津郡”为由，无暇援救大沽，另一方面，叶祖珪也不敢轻举妄动，选择停战保船，大沽口的北洋海军一炮未开，战后，巡洋舰“海容”号和3艘鱼雷艇被联军俘获。
罗荣光只能在联军舰艇的猛烈炮火下孤军奋战，经此一战，大沽口守军伤亡千余人，据目击者称，炮台上到处都是中国士兵的断手、断脚。6月17日晨，大沽炮台失守，天津岌岌可危，亦于次月失陷。罗荣光率残部在天津与联军继续鏖战二十余昼夜，死于军中。
21900年6月19日，直隶总督裕禄将列强索要大沽炮台的“最后通牒”传到宫中，甚至没说大沽炮台已失守两日。那时，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还在召开御前会议，商议对列强是战是和、对义和团是剿是抚，这下子不用谈了。
宫里立刻命总理衙门向北京的十一国驻华公使馆和关税处送去12份同文照会，大意是列强欲占大沽炮台的行为令人感到震惊，既然你们有意失和、首先开衅，那就请你们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前往天津。
这个外交照会即清政府对列强宣战的预告，它还引出了次日的另一个冲突事件。
6月20日上午，十一国公使聚集在一起开会，商议如何应对清廷的照会，最后由德国公使克林德作为代表，去和总理衙门会晤。
是日，京城大乱。克林德乘坐轿子出使馆，刚到东单路口，就被一名清军枪手打死。
关于克林德之死，中外史料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定论。
有的说，是克林德在轿子里率先开枪，引起了清军的怀疑，被误杀。有的说，枪手是端王载漪为了挑拨中外矛盾，专门派人“伺于路”，埋伏外国公使的。
克林德被杀的同一天，慈禧太后下定决心掀桌子，她召集了一次枢臣会议，并且不让光绪帝参加。次日，清廷正式发布对列强宣战和招抚义和团的上谕，其中写道：“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在上谕中，清廷极力称赞义和团是“义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却执干戈以卫社稷，抗击洋人有功，命令各省督抚尽快将原先松散的义和团组织起来。
刚毅、英年和载澜等得到诏令，负责统领京津一带的团民，并要求当地官员将库存的兵器清理出来，以便武装义和团。义和团民也被招抚上谕所打动，华北、东北各地的义和团成为抗击洋人的合法组织，团民纷纷打出“奉旨义和团练”“助清灭洋，替天行道”的旗帜。
奇怪的是，此后两个月，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虽被长期围困，但清军始终对其围而不攻，按照荣禄等大臣的意思，这支清军之所以驻扎在使馆外，是为了阻止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回过头来看，清政府于6月21日发布的“宣战”上谕也很诡异。这份上谕更像是对内发布的文件，没有送达任何外国政府。
可以说，直到开战当天，清政府内部仍未能统一意见，这似乎预示了此后发生的“东南互保”。
▲一张经典的义和团照片。图源：网络
3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后，朝廷向各省督抚发布了一道密旨：
各省督抚均受国厚恩，谊同休戚。时局至此，当无不竭力图报者。应各就本省情形，统盘筹划，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护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实际。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觊觎已久，尤关紧要。若再迟疑观望，坐误事机，必至国势日蹙，大局何堪设想？是在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仔细看这道密旨，会发现清廷的语气与其说是命令，不如说是商量，既希望各省督抚能为北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又赋予了他们便宜行事的权力，好像在说，你们能来就来，不能来就联合起来，好好保护自己吧。按照学者马勇的说法，“这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政府发布的遗命”。
此时，一股自保的情绪在东南各省蔓延。
轮船招商局的会办郑观应给盛宣怀写了封信。信中说，北方战事吃紧，势必危及南方，恐怕列强会乘机掀起瓜分的浪潮，特别是英国人，他们在上海及长江流域占据着重要的经济利益，见形势危急，可能会联合其他国家在中国南方用兵。郑观应建议盛宣怀，可将一些中国公司转到外国名下，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盛宣怀。图源：网络
盛宣怀也许从郑观应的信中得到了一些启发。他致电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议几位地方大佬和各国领事进行谈判，将上海租界交给各国保护，内地归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保持东南半壁的稳定局面。
1900年6月24日通弘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联名致电各国政府，将北方的战事说成“乱兵团民”违旨滋事，清政府并无失和于各国之意，希望各国政府致电驻天津的领事和指挥官，劝他们“按兵停战”。
东南各省督抚不愿参战的表态，说服了列强。上海道台余联沅与各国驻上海领事举行谈判，最终达成《东南互保章程》九条。7月26日，此前进军北京失利的西摩尔抵达上海，随后，各国竞相派军队在上海登陆，按照章程的规定接管租界。
东南互保，使东南各省在这场混乱的战争中实现了“局部和平”，但也意味着朝中“主战派”完全失去了东南各省督抚的支持，北方战局陷入孤立状态，形势急转直下。
这场开局荒诞的战争，逐渐走向悲剧的结局。
4开战之初，英国中将西摩尔曾率领一支规模不大的联军进军北京，但遭到清军和义和团的阻截。气急败坏的列强在天津休整，陆续对华增兵，于是年8月向北京派出了一支更庞大的军队，这支联军有8000名日本人、4800名俄国人、3000名英国人、2100名美国人、800名法国人、58名奥地利人和53名意大利人，由德国的瓦尔德泽伯爵（即瓦德西）担任统帅。
当时，留在京城的义和团民还有5万人，另有大批清军从驻防地赶来支援，但终究不敌八国联军的强大炮火，古都即将惨遭蹂躏。
▲八国联军士兵。图源：网络
宫中，慈禧太后惊恐万分，66岁的她听着城门外响彻的炮声，脑海里也许闪过了四十年前的血泪回忆，那时，她还是咸丰帝的妃子，为了躲避英法联军，跟随咸丰北逃热河，并在之后迎来了命运的拐点。四十年间，她垂帘听政，权倾天下，起用洋务派，与洋人时战时和，国运却一泻千里。
城破之际，慈禧太后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她命李鸿章北上为议和大臣，电商各国，请求停战。8月15日黎明，枪炮声逼近紫禁城，慈禧和光绪在慌乱之中更换民服，带着“大阿哥”溥儁以及端王载漪、庆亲王奕劻、刚毅等王公大臣，由数千兵弁护送，出西华门、德胜门，弃城向太原方向逃走，后前往西安，名曰“西狩”。
慈禧西逃之时，恰逢山西、陕西大旱。据当时随同出逃的军机大臣王文韶回忆，这一路上，“两宫自京启跸情形，所谓天子蒙尘，从古稀有之惨，可痛已极。太后身穿粗蓝夏布衫，亦不梳头。皇上穿黑纱长衫，黑带，灰色战裙两条，铺盖行李，一概未带。出京三日，均睡火炕，无被褥，无替换衣服，亦无饭吃，吃小米粥。”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纵兵劫掠，为所欲为。
凶残的联军士兵以报复义和团的名义，将设立过拳坛的庄王府、端王府等付之一炬，同时烧毁了弘仁寺、仁寿寺、大光明殿等知名建筑。他们以逮捕义和团的名义，挨家挨户搜刮钱财，有洋兵“带同两套大车数乘，在各胡同挨户装运，不独细软之物，即衣服、床帐、米面、木器，无所不掳”，甚至残害平民，奸淫妇女。英军中的印度兵见了妇女尤为癫狂，很多妇女一听枪声，不堪受辱，投井而死，有时一口井中竟能捞出五六具妇女尸体。
瓦德西起初只是空头司令，他在联军攻占北京一个月后才抵达中国。此后数月，八国联军针对义和团的报复行动，从北京扩散到周边的保定、张家口、易州、涿州等地，并进犯山西、威逼山东。联军所到之处犹如刑场，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一些义和团首领被捕后“悬首枭示”，很多平民被当作团民处死。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图源：网络
列强之中，沙俄表现最为活跃，他们出动十余万军队，在中国东北点燃战火，还在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尼布楚、伯力、海参崴等地酿成多起针对中国人的屠杀惨案。
1900年7月，俄军进犯瑷珲。沙俄阿穆尔总督格罗德柯夫以“保护”铁路为名，蛮横地向黑龙江将军寿山提出要求，派俄军经瑷珲、齐齐哈尔前往哈尔滨。寿山严词拒绝，但俄军我行我素，派兵南下，偷袭瑷珲。
为了保卫东北边疆，黑龙江军民勇敢地抗击俄军。
当时，俄军在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江口的博尔多屯设置了一个哨所，驻有步兵、哥萨克骑兵各一连，后备兵400名，炮2门，通过此地源源不断地输送援军。7月17日夜，黑龙江副都统帮办镇边军大臣杨凤翔率领一支军队前来截击沙俄援军，在夜色和地形的掩护下，清军利用距哨所400多米的凹处隐蔽起来。等到次日早晨，俄军携带辎重离开驻地，清军当即发动进攻，打得俄国人仓皇逃窜，成功焚毁俄军哨所和火药库。另一边，宁古塔的义和团民也加入抗击俄军的战斗，成功击退俄军的反扑。
但是，俄军接连向中国东北增兵，清军渐渐处于劣势。到了8月4日，俄军出动上万名士兵，从东、北、南三面围攻瑷珲。瑷珲军民顽强抵抗，城郊的300名清军壮烈牺牲，城内的军民纷纷据守房屋，战至俄军入城的最后一刻。俄军进城后，杨凤翔率部退守小兴安岭的北大岭山口，想要继续伏击俄军，但他在前线指挥时左腿、右臂中弹，多次坠马，鏖战许久后回到营中，吐血数升而死。
瑷珲保卫战失败后，宁古塔、齐齐哈尔等地接连失守，由于京城蒙难，黑龙江将军寿山与朝廷失联，感到孤立无助，被迫自杀殉国。
此后，俄军接连攻破东三省重镇，到1900年10月，俄军攻占盛京，东三省全部沦陷。直到1902年，沙俄受各国干涉，才与清朝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东三省各地“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治理”。
51901年5月，八国联军逐步停止了他们的军事行动。
清朝又双叒叕要跟列强谈判了，李鸿章北上，与庆亲王奕劻一同作为清政府代表，参与谈判的包括英、美、俄、法、德、意、日、奥、比、西、荷十一国外交代表。
列强提出的议和条件，第一条就是“惩凶”。他们所说的“罪魁祸首”，包括端王载漪、刚毅、李秉衡、毓贤、董福祥等支持义和团的“主战派”。
此时的慈禧太后早已向列强妥协，甚至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自然不会吝惜臣子。
于是，清政府在列强的威胁下，惩处了各地官员、士绅百余人。
其中，端王载漪被列强视为“祸首”之一，本来要被处死，但清廷考虑到他是皇室成员，为了顾及颜面，再三向列强请求宽恕，最终将他流放新疆，他儿子溥儁也被剥夺“大阿哥”名号，一同逐出北京。当初参与组织义和团的宗室载澜先被定为斩监候，后发往新疆，永久监禁。
另一个满清贵胄庄王载勋就没那么幸运了，他曾在自己的王府设立拳坛，又悬赏捕杀洋人，也被当做“祸首”。洋人不肯放过他，清廷只好下诏，命载勋自尽。
此外，较早支持义和团的毓贤被处以死刑，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定为斩监候，多次带兵对抗洋人的甘肃提督董福祥被革职。在庚子之乱中自尽殉国的大学士徐桐、前山东巡抚李秉衡以及在西逃途中病故的刚毅，都被追加革职。
慈禧曾经倚仗的上层官僚尚且成了牺牲品，民间的义和团民更是遭到毁灭性打击。庚子之后，义和团从“小甜甜”变成了“牛夫人”，遭到镇压，迅速消亡。
▲被美军俘虏的义和团民。图源：网络
列强磋商的第二个内容，是赔款。
列强漫天要价，为赔款数额争吵不休，最后将赔款总额定在4.5亿两白银，本息合计超过9.8亿两，若再加上各地方教案赔款的2000万两，则总数额在10亿两以上。
当时，清朝的中央财政每年约有8000万两的收入，而每年的支出包括维持清政府运转的费用、支付以往的外债等，有1亿多两，背负着沉重的财政赤字。列强提出的这笔巨额赔款无异于天文数字，但无能的清廷只能接受。
在解决惩凶和赔款两大问题后，清政府与十一国代表就克林德被杀事件、禁止军火入口、扩大使馆区、摧毁沿海炮台、京津榆铁路沿线驻扎军队、改革总理衙门以及外国使节觐见礼节等项目进行谈判。
双方于1901年9月7日正式签字画押，条约由“正约”十二款和十九个“附件”组成。时为农历辛丑年，中方称为《辛丑条约》，洋人称为《北京议定书》。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清朝陷入前所未有的至暗时刻，屈辱从谈判桌上蔓延到了神州大地的每一角，就连老迈的李鸿章都羞愤交加，是年11月，他在与沙俄谈判期间“呕血碗许”，因胃出血去世。
庚子之后，大清何去何从？
参考文献：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
许指严：《十叶野闻》，中华书局，2007
盛宣怀：《愚斋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通弘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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